作者：戰(zhàn)玉冰

　　從小說《夜幕下的哈爾濱》及其后來一系列的連環(huán)畫、廣播劇、電視劇等衍生作品，到2021年的電影《懸崖之上》，再到2023年的新片《極寒之城》，以哈爾濱為故事空間背景的諜戰(zhàn)想象與都市傳奇一直不斷被書寫。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劉軾聿的長篇小說《哈爾濱的冬天》無疑是這條文學發(fā)展脈絡上新的收獲。

　　整部小說以哈爾濱這座“遠東之都”為諜戰(zhàn)風云的匯聚之地，但故事偏偏從西伯利亞鐵路上的一列火車寫起。豪華的車廂、神秘的旅客、兇殘的土匪、無情的殺手……劉軾聿在小說一開始就為我們上演了一場場扣人心弦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只是相比起阿加莎經(jīng)典小說中的波譎云詭更多發(fā)生在不可見的人心深處，《哈爾濱的冬天》開場的一系列火車案件則更具動作性與畫面感。特別是齊公子的保鏢們和土匪成陣列展開槍戰(zhàn)的場景，甚至可以說已經(jīng)突破了傳統(tǒng)諜戰(zhàn)小說的寫作范疇，而加入了一些戰(zhàn)爭小說中才會出現(xiàn)的情節(jié)元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哈爾濱的冬天》開場的這列火車是一趟馳騁在西伯利亞鐵路上的國際列車，聚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神秘旅客、列車警察、侍者與保鏢。而以這趟跨越歐亞、最后直抵哈爾濱的火車作為小說開篇，也決定了整部小說后來高度國際化的寫作基調。當小說情節(jié)隨著火車到站，進入哈爾濱之后，共產(chǎn)國際特工、偽滿洲國高官、日本諜報頭目、國民黨間諜、貪婪的商人、英國偵探、托派分子、黑道勢力、前清遺老、訪蘇歸來的記者等更為復雜的面具、身份、欲望與利益集團便紛紛登場，這場發(fā)生在哈爾濱的諜戰(zhàn)大戲由此成為當時遠東政治局勢，乃至世界政治舞臺的一個精彩縮影。

　　進一步來說，《哈爾濱的冬天》中人物身份的國際化與復雜性也延伸到了小說的物質細節(jié)描寫與敘事結構內部，構成了整部小說國際化氛圍的重要組成部分——即1930年代的哈爾濱不僅是全球不同地區(qū)各色人士的流動、聚集之地，更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物產(chǎn)和消費商品，甚至是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六百噸黃金，也只有放在哈爾濱，才有可能被市場消化和洗白。小說中的物質質感與核心事件都由此得以構建。而在小說的具體寫法層面，《哈爾濱的冬天》采取了每章由不同人物角色交替敘述與拼貼視角的寫作手法。四十五章故事，四十五次視角轉換，沿著時間的軸線，共同拼貼出一個“萬花筒”般的諜戰(zhàn)故事與哈爾濱高度全球化的城市地景。這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敘事策略，和小說中隱秘的人物身份與復雜的行為動線之間，彼此呼應，相得益彰。

　　同時，哈爾濱這座城市的本土特色在小說中也被表現(xiàn)得比較充分。作為哈爾濱人，作者劉軾聿有意在小說中突出了太陽島、花園街、霍爾瓦特大街（現(xiàn)中山路）、索菲亞教堂、尼古拉大教堂、馬迭爾賓館、中東鐵路俱樂部等一系列真實的地區(qū)、街道與建筑，這就為讀者生動地還原了哈爾濱這座城市的某種歷史與地理質感。

　　最后，我們也完全可以將《哈爾濱的冬天》的這種小說結構與寫作方法放置到更為悠久的中國諜戰(zhàn)小說和世界偵探小說傳統(tǒng)中來加以理解。比如另一部著名的以哈爾濱為背景的諜戰(zhàn)小說《夜幕下的哈爾濱》，開頭也是從哈爾濱火車站寫起。在這個意義上，《哈爾濱的冬天》就具有了某種和《夜幕下的哈爾濱》對讀的可能性，而從歷史時序上來看，《哈爾濱的冬天》也完全可以視為《夜幕下的哈爾濱》的“前傳”故事之一。又如小說中的關鍵情報人員代號“烏鴉”，作者也已明確指出這個代號和《愛倫·坡探案小說集》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小說主人公高軾珩善于演奏小提琴這一人物設定，也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福爾摩斯，甚至小說《哈爾濱的冬天》中還真的出現(xiàn)過一名偵探人物——白慕維，而他的偵探事務所也恰好被設定在英國倫敦，這其中的致敬含義不言而喻。至于小說中數(shù)學家破譯密碼的相關情節(jié)和書寫方式，則顯然傳承自麥家《暗算》《解密》等“特情小說”傳統(tǒng)。

　　總的來說，劉軾聿的新作《哈爾濱的冬天》，一方面從人物設置到寫作手法，都充分展現(xiàn)了1930年代哈爾濱的世界性面相；另一方面這種身份的復雜性也對應著整個故事情節(jié)的曲折和精彩。與此同時，這種“世界性”的文學想象又并非“懸浮”的空想，而是有著哈爾濱真實的歷史地理和城市空間作為基礎。整部小說又繼承并延續(xù)了世界間諜小說乃至偵探小說的文學傳統(tǒng)。在真實歷史背景與類型文學傳統(tǒng)的交匯點上，我們更能看出《哈爾濱的冬天》的獨特魅力之所在。（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原標題：萬花筒般的敘事、高度國際化與在地性的融合——火車、哈爾濱與諜戰(zhàn)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