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70周年。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性大事，我作為一名農工黨員，重溫了“五一口號”這份歷史性文獻，回顧了新中國誕生的歷史過程，回顧了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奮斗歷程，深深地感受到“五一口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它連接著我國的過去，奠定了我國的現在，啟示著我們的未來。

　　一、“五一口號”是新、舊兩個政治協商會議的“分水嶺”

　　舊政治協商會議是在1945年國共談判和雙十協定的基礎上，在各方面的壓力下，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38名。雖然出席會議的代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合作下，經過與國民黨及追隨者的激烈斗爭，所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問題案、政府組織問題案、國民大會問題案等五項決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制度和內戰(zhàn)政策。這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不滿，立即召開國民黨的有關會議，對政協決議進行破壞，并在4月1日第四次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長篇政治報告中，悍然撕毀停戰(zhàn)協定和政協決議，重新向全國宣布獨裁的一黨專政。特別是10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秘密召開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中共軍”，并下令對東北各解放區(qū)再次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派大軍包圍陜甘寧邊區(qū)，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地破壞。

　　新政治協商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進入最后決定性勝利，一個嶄新的國家即將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基礎上，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經過充分的民主協商，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的勝利召開，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宣布自己執(zhí)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向全世界宣告了舊中國的滅亡和新中國的誕生。

　　新政治協商會議源于“五一口號”中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鄭重宣布和號召。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甩開舊政治協商會議的束縛，建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主張，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政治架構。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和國內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他們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請，紛紛來到解放區(qū)，協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事宜。并于1949年6月l5日在北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協商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和代表名單，擬定了會議的各種文件草案，確定了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日期和議程，決定將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歷史告訴我們：以“五一口號”為標志，分開了新、舊兩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治協商會議是短命的，只是在黎明前黑暗的天空中流星一閃。而新政治協商會議實現了全國各民族人民前所未有的大團結、大統一，展現了無限的發(fā)展生機，在中國蔚藍色的天空中飄揚著國是共商、平等協商、精誠相商絢麗多彩的旗幟。

　　歷史告訴我們：新、舊兩個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簡單的名稱不同，而是在性質、作用、內容等方面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舊政治協商會議雖然是由當時中國各政治派別參加召開的，但協商的各方之間政治路線對立，解決問題的根本出發(fā)點和目的性不同，協商各方是討價還價，根本改變不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性質，所達成的決議，也只是紙上的文字，沒有什么實效，并隨著國民黨發(fā)動的內戰(zhàn)炮火硝煙而名存實亡。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薄澳谴螘h證明：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一道，是不能解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務的。即使勉強地做了決議也是無益的，一待時機成熟他們就要撕毀一切決議，并以殘酷的戰(zhàn)爭反對人民?！毙抡螀f商會議是政治路線基本一致的政治派別，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追求的是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上的長遠大計。正如沈鈞儒先生在全國政協一屆全體會議上的發(fā)言所指出的，“在舊政協的時候，我們只希望國民黨反動派有所覺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內戰(zhàn)，使中國人民減少災禍痛苦，我們還不能希望完成革命大事業(yè)?，F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我們全體代表，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商量，辦理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yè)。”

　　歷史證明，政治協商的實質是民主。真協商還是假協商，真民主還是假民主，是新、舊兩個政治協商會議的根本區(qū)別。舊政治協商會議時國民黨玩弄兩面手法，假協商，假民主，失去人心，最終失去全國政權。新政治協商會議是共產黨真協商，真民主，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理論基礎。新政治協商會議實行的民主主要是協商民主，體現在理論上，在廣泛參與、協商討論、交流合作的過程中尋求共識和共贏；體現在政治制度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堅持重大問題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的實施過程中；體現在方法上，堅持廣開言路、平等議事、尊重多數，保護少數，求同存異、集思廣益的原則，使其政治協商與人民民主緊密結合，造成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共同追求人民民主的生動局面。

　　二、“五一口號”是檢驗各黨派真革命、假革命的“試金石”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形成了政治路線對立的國民黨、共產黨兩大陣營，使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zhàn)，斗爭的中心是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到1946年在國共兩黨之間夾著有近30 個黨派。這些黨派按照自己的政治見解，有的偏向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幫兇和追隨者；有的偏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的摯友；也有的夾在中間，忽左忽右。

　　1946年底，國內形勢發(fā)生根本變化，內戰(zhàn)爆發(fā)，政協決議被徹底撕毀，國共和談大門徹底關閉，國民黨的獨裁賣國更加變本加厲。在這種形勢下，在曾以爭取和平民主為主要斗爭目標的民主黨派內部發(fā)生了關于中間路線的一場激烈討論。討論的焦點是，對國是應采取什么態(tài)度，應怎樣繼續(xù)開展政治斗爭。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正式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在迫害民盟的同時，迫使各民主黨派轉移到香港或堅持地下斗爭，為這場持續(xù)近11個月的討論作出了最好的結論。民主黨派和中間階層的人士認清了國共兩黨政治路線的階級實質，明確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唯一能夠拯救時局拯救中國的路線，排除了所謂“中間路線”的干擾和影響，明確了方向，從而為各民主黨派實現政治路線和斗爭方式的根本轉變，實現與中共全面的公開的合作做了必要的充分的思想準備。

　　1948年上半年，國共雙方的決戰(zhàn)形勢已明朗，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反攻，國民黨已是強弩之末，但仍一邊在軍事上抵抗共產黨，一邊加緊對民主勢力的殘酷鎮(zhèn)壓，試圖挽回敗局。中國共產黨在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刻，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發(fā)布了“五一口號”，闡明了政治主張，提出了新中國政權的藍圖，主動邀集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派人士一起，組建民主聯合政府，共同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當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因受國民黨的迫害，很多人已從國民黨統治區(qū)前往香港繼續(xù)進行民主運動。他們獲悉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后，異常振奮，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并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內外僑胞，盛贊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適合人民形勢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表示熱烈響應，并“愿與全國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yè)”。

　　1948年下半年，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華僑代表從國民黨統治區(qū)及香港相繼到達東北解放區(qū)的哈爾濱、華北解放區(qū)的河北平山李家莊。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委托中共東北局同已抵達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7人會談，征求意見。電告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將這份文件抄送李濟深、何香凝、周新民、馬敘倫、陳其尤、李章達、沈志遠、彭澤民、章乃器、孫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意見。經反復磋商，與會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23個單位的代表組成。這其中包括在香港響應“五一口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致公黨、農工民主黨、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共10個黨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商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是一項既復雜又繁重的工作。按照籌委會組織法的規(guī)定，對所有提名都進行逐個審查，反復研究，時常為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多方協商，斟酌再三，費時費力。經反復協商，籌委會一致同意，增加了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雖然在同共產黨有密切的聯系，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堅持民主、爭取民主的革命活動，作出過一定貢獻，由于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勝利，歷史任務業(yè)已完成，勸其自愿宣告結束。

　　在籌備會階段，共收到23份黨派團體名義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書面請求。按照籌委會組織法規(guī)定，新政協參加范圍，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得許其參加?；I委會本著“注意政治的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強調團結的廣泛性，盡可能多地容納各方面的團體和代表任務”的原則，經過認真甄別，對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黨派團體的與會請求，因“組織不純”、“成分復雜”等理由給予拒絕，勸令其組織解散或停止活動，僅接受部分人士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還有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從香港派人來北平活動，以爭取公開合法地位和要求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據當時各方調查，這些所謂黨派，成員十分復雜，性質多屬反動，籌委會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五一口號”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吹響了向國民黨反動派全面進攻的號角，極大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囂張氣焰，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造成腐敗暴虐，民不聊生，國民黨反動政權搖搖欲墜。也使其幫兇和追隨者——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民憲黨等，看到形勢不妙，而偃旗息鼓，最后跟隨著國民黨跑到了臺灣。

　　歷史告訴我們：“五一口號”似大浪淘沙，分清了各黨派真革命、假革命的面目。真革命的黨派，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符合時代發(fā)展的要求，展現自身的先進性、進步性和革命性，必然以奮發(fā)進取、生機勃勃的姿態(tài)，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假革命的黨派，逆潮流而動，背離人心，必然會被歷史發(fā)展的滾滾大潮所淘汰。同時也說明，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參與組建聯合政府是經過政治審查合格的，民主黨派的進步性和革命性是經過歷史檢驗的。

　　歷史告訴我們：中共中央發(fā)布的“五一口號”是多么的高瞻遠矚，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是多么的及時正確。中國共產黨登高一呼，體現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共同心聲，它所產生的能量，像一個巨大磁場，把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促使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民主黨派聽從了時代召喚，選擇了這個時代，跟上了時代的步伐，符合了時代的要求，才有在中國政黨格局中的地位，才有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的今天。

　　三、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后，所形成的政治準則和優(yōu)良傳統

　　民主黨派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到達解放區(qū)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協商討論新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同時，中共中央以舉行座談會、舉辦時事報告會等方式，組織他們進行政治理論學習，并針對一些重要政治問題同他們相互交流，溝通思想。還組織他們進行參觀考察，接觸實際，接觸群眾，了解工業(yè)、農業(yè)、文化、教育、衛(wèi)生等各項建設事業(yè)，使他們感受到解放區(qū)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在參觀歸來致書毛澤東陳述感想，“使我們感受最重要的是：向來被人們看作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主席領導下，經歷了長期斗爭的鍛煉，現在已經組織起來并教育成鋼鐵一樣的堅強集體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經充分發(fā)揮了效能——群眾有發(fā)表意見的絕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貫徹到最下層去。這樣堅強的集體，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特別是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現在都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發(fā)揮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力量，這是中國前途富強并能迅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保證?！彼麄冡槍W習和參觀考察的實際感受，聯系到各自黨派的政治綱領；聯系到在國民黨統治區(qū)政治上受壓迫，組織上受破壞，成員遭暗殺，自身的合法地位難以保證；聯系到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的關心、幫助和指導，相互間親密合作，結下的深厚情誼，更加敬佩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的遠見卓識，倍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深深地感悟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才有奮斗的信心和前進的方向。因此，在1949年1月22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共55人聯名發(fā)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宣布：“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是發(fā)自內心的莊嚴承諾。民主黨派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入各自的章程，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選擇。

　　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也是部分民主黨派的最高綱領，與民主黨派的奮斗目標基本相一致。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qū)后，用自己的親身感受，曾提出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們在參觀歸來致書毛澤東陳述感想中提出，“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現在都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發(fā)揮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力量，這是中國前途富強并能迅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保證。”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經慎重考慮，在《共同綱領》沒有寫社會主義的問題。當時的考慮是：即將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當時的經濟很落后，就全國來說，近代化的工業(yè)在抗日戰(zhàn)爭以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大量的是分散的和個體的農業(yè)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應當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以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劉少奇在全國政協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將來也愿意和一切愿意進入社會主義的人們一樣，共同地進入社會主義?！彼?，當1956年在完成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大規(guī)模建設，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歷史告訴我們，民主黨派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所肩負責任的選擇，是完成歷史使命的選擇。

　　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決定著這個國家政治發(fā)展的走向和未來。近百年來，許多仁人志士對中國的政黨制度進行了艱苦的探索。20世紀上半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仿效西方國家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最終失?。粐顸h的一黨獨裁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最終被拋棄；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為中國帶來了光明前景，使民主黨派看到了未來的希望，走上了同共產黨團結合作的道路。從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響應“五一口號”，進入解放區(qū)開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zhàn)線所展現出海納百川、博大寬闊的胸懷，深深地感染著民主黨派；政治利益和目標追求的一致，深深地吸引著民主黨派，進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關系?！拔逡豢谔枴卑l(fā)布的70年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一道，堅持不懈地推動多黨合作的理論創(chuàng)新、實踐發(fā)展和制度完善，使中國政黨制度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內在要求，不斷顯示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和偉大的獨創(chuàng)性，并上升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政黨制度是植根于中國的土壤而成長起來的，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符合人民的意志，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民主黨派堅持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聲，它建樹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的里程碑，標志著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開端；它揭開了我國多黨合作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新篇章，預示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這一全新政黨制度的誕生；它吹響了向建立新中國前進的號角，為中國人民走向光明幸福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今天，我們紀念“五一口號”發(fā)布70周年，回顧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歷程，就是要繼承和發(fā)揚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優(yōu)良傳統，不斷增強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確保多黨合作事業(yè)薪火相傳。我們要牢記，堅持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定不移；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制度，必須始終不渝。這是民主黨派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得出的寶貴政治財富，也是民主黨派必須遵守的政治準則。

　　民主黨派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共同奮斗，形成了追求真理、不斷進步，風雨同舟、肝膽相照，參政為民、甘于奉獻，熱愛組織、自我教育等一系列優(yōu)良傳統。這些傳統既是民主黨派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民主黨派參與多黨合作的重要價值追求。今天，我們紀念“五一口號”發(fā)布70 周年，就是要把繼承弘揚優(yōu)良傳統作為思想建設的重要責任和內在要求，緬懷追思民主黨派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尚風范，重溫歷史，展望未來，不斷深化對優(yōu)良傳統的理解和認同，豐富和充實優(yōu)良傳統的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營造學傳統、講傳統、用傳統的濃厚氛圍，使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心靈受到洗禮、思想得以升華、境界不斷提高，為民主黨派的發(fā)展注入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結合實際，體現出優(yōu)良傳統的時代特征，使民主黨派始終保持為國家發(fā)展而積極有為、主動有為的精神狀態(tài)，始終保持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政治局面。 （作者：姜天麟，農工黨中央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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