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起有關惡意差評的案件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其中一起是惡意投訴網約車司機案：浙江一男子朱某惡意投訴2000多名根本不認識的滴滴網約車司機，目的在于通過投訴，來獲取平臺發(fā)放給投訴者的具有撫慰性質的代金券，然后在網絡上低價出售。據查朱某通過低價銷售代金券獲利8000多元，目前其已因涉嫌詐騙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另一起是消費者惡意差評小米手機案。在此案中，這名消費者在購買兩部小米新款手機不足一天（其中一臺手機還未拆封使用）的情況下，就作出違背事實的評價。這些評價被大量轉發(fā)，對小米公司發(fā)布的新款手機聲譽產生了惡劣影響。最終法院判決這名消費者侵犯了小米公司名譽權，應當賠禮道歉，賠償小米公司損失及維權支出共計3萬元。

　　這兩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深思，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對惡意差評者的刑事或民事追責問題，而在于其折射出了平臺經濟在發(fā)展過程中如何建設營商環(huán)境等深層次的問題。

　　隨著數(shù)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中國迅速崛起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平臺型企業(yè)。平臺型企業(yè)是網絡空間的建構者、運營者，也因此承擔了重要的管理職責，這一點毋庸置疑。通過強調平臺的管理職責，壓實平臺治理責任，是建構良好平臺生態(tài)的主要抓手，這一點也是基本共識，并且已經落實在多部涉互聯(lián)網與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guī)中。但平臺經營者絕非平臺生態(tài)建設的唯一責任者。事實上，如果在平臺上從事各種活動的用戶，不能遵守基本的規(guī)則與底線，良好平臺生態(tài)的形成也將成為遙不可及的目標。而這一點似乎在某種意義上被忽視了。壓實平臺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異化為“任何問題都出在平臺的身上”“平臺責任，一抓就靈”，這一傾向需要反思。

　　以目前各界頗為關注的網絡黑灰產為例，根據相關科研機構發(fā)布的網絡黑灰產治理報告，隨著平臺對網絡黑灰產治理力度的加大，刷單炒信行為日趨隱蔽化。如果沒有數(shù)量眾多的普通網民，為了貪圖一些小的利益去協(xié)助參與，那么相關刷單炒信之類的黑灰產要么根本無法運作，要么很容易被識別從而被平臺打擊和防范。另外，被稱為“羊毛黨”的很多參與者，也是普通網民，他們組成群組，隨時待命，一旦發(fā)現(xiàn)平臺的某些系統(tǒng)漏洞或者標價錯誤，就會把消息發(fā)布在群里，于是眾人蜂擁“撿漏”，大量下單，導致經營者因為一個小小的疏忽，就要蒙受不可承受的巨大損失。某平臺此前就因為優(yōu)惠券設計上的一個疏忽，一夜之間被“薅羊毛”幾百萬元，而其中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都是普通人。這種現(xiàn)象不能不引發(fā)深思。

　　網民作為消費者，在與平臺、平臺內商家發(fā)生交易時，其權益應該得到最嚴格的保護，平臺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責任也應該得到落實，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這絕不意味著用戶（消費者）在網絡上的所有行為都是正當?shù)模膊灰馕吨W絡用戶不需要遵守諸如誠實信用、善良風俗之類的基本行為規(guī)范。中國古話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網絡空間中的社會交往，雖然與線下交往存在差別，但同樣是人際交往的社區(qū)，也同樣需要遵守基本的道德準則。如果突破底線，就容易破壞互信機制的建立，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惡性循環(huán)，從而導致交易成本迅速增加。

　　舉例來說，面對正常的用戶投訴，作為消費者保護的一種機制，平臺發(fā)放代金券，體現(xiàn)的也是對消費者的尊重。但如果出現(xiàn)為數(shù)眾多的利用消費者投訴來套取代金券，甚至出售牟利的行為，那么平臺就要被迫去識別哪些是正常的投訴，哪些是惡意的投訴，這必然導致經營成本的增加。用戶評價機制，如果運行正常，那么會成為商家與用戶溝通的良好渠道，但如果出現(xiàn)大量的惡意差評，那么就會對商家的利益產生巨大影響，商家必然設法投入人力物力去“控評”。這也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資源浪費。

　　良好的平臺生態(tài)機制，無論對平臺，對商家還是對用戶而言，都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會增進各方的福利，而要形成良善的平臺生態(tài)機制，不只是平臺一方的責任，更需要多方的參與，其中具有公德心、不逾越底線的用戶，也是重要的建設性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